現在，一些領導干部中存在庸官懶政現象，不少人持“不做事也不出事”的消極態度，懶政怠治，不思進取，占著位子，混著日子。這種病，同樣得治。黨中央決定，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“三嚴三實”專題教育，推動各級領導干部把“三嚴三實”作為修身做人用權律己的基本遵循、干事創業的行為準則，是從根本上解決庸官懶政問題的良方。
行為上的偏軌，背后必然是認識上的偏差。隨著高壓反腐態勢的形成，一些官員想腐不敢、欲腐不能，便滋生了一種“官不聊生”的錯誤認識，為避免“出事”，把責任擔當擱一邊，不碰矛盾、不接挑戰。有的人覺得這是作風問題、個人修養問題，只要不貪不腐，不違法亂紀，少做點事、少干點活沒什么。如果這種錯誤認識泛濫開來，將敗壞官場風氣，污染政治生態。
庸官懶政現象的產生，說到底，根子在改革觸動了既得利益。制度的籠子越扎越緊，觸動了一些官員的切身利益，壓縮了一些官員的尋租空間。建設法治政府、服務型政府，權錢交換、利益輸送的可能性減少了，一些人不甘把權力輕易交出去，而下放權力便甩走了責任，寧愿庸碌無為，不愿踏實干事。
“徒善不足以為政，徒法不足以自行”，再好的政策部署，若梗阻在落地生根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也是毫無意義的一紙空文。庸官懶政，是良法善策的天敵，嚴重影響了改革效率，降低了黨和政府公信力，造成黨群關系、干群關系的誤解隔閡，輕則妨礙發展，重則誤國殃民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庸官懶政并不比貪污腐敗危害小。即便在封建社會，貪官污吏和冗員懶官同樣也為吏治文化所不容。在山西榆次縣衙六房楹聯中，對吏房的要求是“唯賢是舉德能選吏，以廉為衡勤慎考績”，由此可見古代官吏選用非常注重“德能”和“廉勤”。近代大儒梁啟超也說：“近世《官箴》，最膾炙人口者三字，曰清、慎、勤”。可以說，清廉、謹慎、勤勉，是為官從政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質。
“三嚴三實”體現著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和政治品格，明確了領導干部的修身之本、為政之道、成事之要，恰是根治庸官懶政的良藥。“有勤無廉，政失之于公；有廉無勤，政失之于慵。”落實“四個全面”戰略布局，既需要清官勤政，更需要能官廉政，二者相輔相成、缺一不可。如果只清廉不勤勉，就會尸位素餐、毫無作為；如果只勤勉不清廉，就會貪贓枉法、恣意亂為。廉和勤是一枚硬幣的兩面，做不到廉是腐敗，做不到勤也是變相腐敗。
大道至簡，有權不可任性，為官理當有為。各級領導干部當以開展“三嚴三實”專題教育為契機，強化黨性觀念、增強實干精神，緊密聯系思想和工作實際，著力解決“不嚴不實”的突出問題。對庸官懶官既要用好監督問責的武器，又要紓解他們的畏難畏錯心態，更應從考核制度上保護擔當有為者，在選人用人上為敢闖敢拼者提供更大舞臺。